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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式扭曲下的企業(yè)管理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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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中國式管理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。其實，企業(yè)要不要進行中國式管理，完全取決于實踐需要。即要看即定的管理模式、管理工具和制度、決策在執(zhí)行中是否出現了扭曲，而且是受中國文化制約的扭曲，即中國式扭曲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加以校正，就可以稱之為中國式管理。在這里，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式扭曲，而并非是否適用中國式管理。
什么是中國式扭曲
我們知道，管理科學成果是人類共同的智慧結晶，管理工具應當是沒有國界的。有關專家提出中國式管理這一課題的邏輯基礎是，國外行之有效的管理工具引進到國內后，往往變了味。其實，“橘生淮南則為橘，生于淮北則為枳”的現象并非中國才有，比如在日本，一度就有“績效主義毀了索尼”一說。
索尼雖然沒有被“毀”，但是績效考核在索尼的確產生過扭曲。索尼公司前常務董事天外伺朗說，索尼實行績效管理后，問題不斷。因為要考核績效，必須把各種工作要素量化，人們在這上面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，而在真正的工作上往往敷衍了事。幾乎所有人都傾向于提出容易實現的低目標，使得索尼精神的核心即“挑戰(zhàn)精神”消失了。索尼公司內追求眼前利益的風氣蔓延，最大弊端是搞壞了公司內的氣氛。上司不把部下當有感情的人看待，業(yè)務部門相互拆臺，都想方設法從公司的整體利益中為本部門多撈讓處。于是產品質量出現問題，在消費者使用時著火，索尼陷入“電池門”，僅當時一個季度就出現約1000億日元的虧損。
由此可以看出，執(zhí)行扭曲與一般的管理工具“水土不服”有所區(qū)別。如果說“水土不服”是決策者在引進管理工具時忽視了背景條件，那么執(zhí)行扭曲主要是在執(zhí)行中出了問題。問題的性質可以分為兩種，一種是屬于理解錯誤，客觀上出錯;另一種則是故意的扭曲，實質上是一種博弈，深為管理者頭痛的執(zhí)行中的“變味”正在于此。另外，管理者將引進的管理工具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的時候，進行一定的變通是必要的。但執(zhí)行扭曲與必要的變通有明顯的界限，執(zhí)行扭曲是不正當的變通，背后有不正當利益的驅使。
“扭曲的玫瑰”并非中國所獨有，但是不能否認的是，發(fā)生在中國企業(yè)里的執(zhí)行扭曲相對較多，較為普遍， 花樣不斷。一般說來，它們有一套似是而非的遁辭。中國式扭曲往往有較好的包裝，比如標榜理論聯(lián)系實際，從實際出發(fā)等等。將不正當的變通歸責于環(huán)境的不理想、不規(guī)范。在似是而非的遁辭掩護下，執(zhí)行扭曲具有很強的同化功能，被稱之為潛規(guī)則，比較有“自組織性”。中國式扭曲的源頭往往是那些實權派人物，或許他們不必親自實施，只要有所暗示就可以了。實權派人物可以根據其權力的直接來源或者基礎，形成一定的“圈子”，協(xié)同扭曲。問題發(fā)現后處理起來更糾結。中國式扭曲造成損失后，管理者往往會陷入情、理、法的旋渦之中，如果不能深度問責，只能跟著打“太極”。
根據上述特征，我們可以將中國式扭曲的表現大致劃分為三類：一是執(zhí)行作弊。這是一類嚴重的執(zhí)行扭曲，基本上是掛羊頭賣狗肉。比如打著資本運作的旗號，上演著空手套白狼的鬧劇，與欺詐近在咫尺。二是傳遞誤導。這一類中國式扭曲就是我們常常說的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，只不過那不是口誤，而是故意念歪的。三是激勵博弈。這是經常性的中國式扭曲。當管理工具涉及人的問題時，往往是為了實施正反兩方面的激勵，但是令管理者尷尬的是，管理者所激勵的，并非自己想得到的，總是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”。
被扭曲的文化背景
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當我們按照中國式管理的模式進行管理時，同樣會產生扭曲，這是不以人們的善良意志為轉移的。比如戰(zhàn)國時著名軍事家吳起，在戰(zhàn)場上親自為負傷的士兵吮膿血療傷，愛兵如子，應當是中國式管理的典型案例。但是以當今經濟和科技的發(fā)達，完全可以對員工有更多層次的人性化關愛，如果管理者一定要采取吳起將軍吮膿血那樣的具體形式，極有可能是形式主義。報載：某地的公安局政委到基層看望在酷暑下堅守崗位的一線干警，出于宣傳的需要，安排了一支干警隊伍列隊等候這位政委。政委來了以后，接過工作人員遞過來的白毛巾，給公安干警擦汗。照片見報后，引起人們的普遍質疑，認為“交警烈日下排隊半小時等候被擦汗”純粹是在“做秀”。毫無疑問，這位政委的擦汗“表演”難以真正體現對一線干警的關愛。
產生中國式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從文化背景來看，固然與傳統(tǒng)文化有關，但是與上述例子類似的扭曲現象肯定不屬于中國文化的正源，相反是對中國文化的誤讀。我們不能把對中國文化的誤讀算在中國文化正源的賬上，尤其是對誤讀所造成的人格的扭曲，不僅不能作為中國式管理的依據，反而需要我們做一番正源清流的工作。比如有專家認為，中國文化的特征是中庸之道，因而中國式管理也應當堅持中庸之道。這到底是揚長避短還是以偏概全，就取決于我們對中庸之道的批判性認識。
在儒家經典《中庸》里有這樣一句話：“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”。如果我們從字面上看，很容易理解成在矛盾著的兩方面搞折中，這就成了一種中庸之“術”。如果用來指導實踐，在解決矛盾時就是搞平衡，在人格培養(yǎng)上就是明哲保身。于是，不偏不倚就成了一部分人的處世圭臬。其實，當我們進一步思考時就可以發(fā)現，“不偏”的是什么，“不易”的又是什么，還有一個縱向的思路。在實踐與道之間，“不偏”、“不易”的應該是道。“中”是射中，即不要偏離道的要求之意，體現著中國文化中的探索精神和執(zhí)著的意志。如果說中庸之道已經產生了“術”的誤導，使人們得魚忘筌，那么我們就應該回到它的源頭——道上來。
這并非在刻意美化傳統(tǒng)文化，而是在承認，中華民族在為世界文明做出偉大貢獻的同時，也形成了一種扭曲的文化背景。不同時代的人們都具有人性共同的弱點，只不過人性共同的弱點在扭曲的文化背景中有著特殊的表現。當代，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后，由于利益意識的覺醒和利益取向的多元化，更多的個體從依賴組織轉向依靠個人或者小團體，出于生存的本能和團體體系的需要，在責任的承擔方面總是避重就輕，利益分享則相反。碰到可以扭曲的條件就會盡可能地利用，扭曲的文化背景正可以使他們“如魚得水”。我們強調這一點，是想指出：中國式扭曲與扭曲的文化背景雖然有一定的關聯(lián)，但是后者不應該成為建立中國式管理的充分理由，管理者大可不必將改善管理的努力建立在迎合扭曲的文化背景上，否則自身的作用也會被扭曲。
校正中國式扭曲
管理中既然出現了執(zhí)行扭曲，無疑需要校正。在校正中國式扭曲的過程中，我們將一些有針對性的做法和經驗進行必要的歸納，稱之為中國式管理，以區(qū)別于其它類型的管理，并無不可。但是由于執(zhí)行扭曲是不斷出現的，有針對性的校正不可能有固定不變的模式，對于中國式管理不必故作姿態(tài)或者削足適履。反過來說，行之有效的管理一定是一個校正中國式扭曲的動態(tài)過程。
首先，校正中國式扭曲應當防患于未然，“治未脖。在中國式扭曲尚未出現之前，就要考慮到可能出現的扭曲情況，提供嚴格管理的樣板，并且要讓人們能夠確信。商鞅在秦國推出新法令之前，特地在咸陽城徙木立信。向人們昭示自己執(zhí)法絕不含糊，不會說一套做一套。盡管此舉有樹立個人威信之嫌，但是從厘清官府以前的失信，避免政出多門的陳陳相因的作用上講，還是很有積極意義的。所謂“欲善其終，必固其始”，就是說要想使得一項管理舉措取得預期的效果，從一開始就要較真。對于有可能出現的扭曲苗頭沒有預防措施，此后就難以控制。
其次，管理者在發(fā)現執(zhí)行扭曲后要從校正自己的行為做起，“反求諸己”。問題雖然出在下級那里，根子往往在上級身上。曾國藩曾經說過“統(tǒng)將有一分齟齬，則營哨必有三分，兵夫必有六七分”，執(zhí)行扭曲往往是決策扭曲的層層放大。在管理權威存在的情況下，其身正，其令必行，扭曲的可能性就小得多。“反求諸己”固然是一種個人修煉，需要體現“修、齊、治、平的個人價值”，但是這并非要求管理者為了“安人”、“大同合偕”，處處表現得像一個謙謙君子。管理必須創(chuàng)新，管理者個人可以“偏執(zhí)”，但是在團隊中不應當追求個人的特殊利益。
再次，校正中國式扭曲要持之以道，避免糾結于“術”的博弈。這里的“道”指的是商業(yè)文明的基本準則和管理本真，是和更大范圍內的共同愿景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。從管理藝術來看，“道”雖然有些“虛”，但是對于管理具有更大的適用性和覆蓋面，具有具體的管理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具體的管理制度無論制定得如何周密，都難以窮盡實踐中各種復雜的情況;況且管理制度在理解上容易產生歧義，需要服從于道的統(tǒng)一。其中難以避免的缺陷只能靠“道”的影響力發(fā)揮作用。中國的傳統(tǒng)文化并不缺乏制度意識，儒家的禮制精深博大，但是禮制的奠基人孔子認為，制定制度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辦法，可見制度屬于“術”的范疇，最終還是靠“道”發(fā)揮作用。
應當指出，當執(zhí)行扭曲嚴重到一定程度時，已經無所謂中國式還是外國式，往往回天無術，只能接受興亡周期律的現實。在可控的范圍內則需要棄舊圖新，即實行企業(yè)變革。在管理層面上講，就是從“初一”重新開始，這在西方叫“重新洗牌”，讓扭曲的慣性終止。這樣一來，我們又回到了“治未脖的開端。由此循環(huán)往復，與中國式扭曲較真，才能推動管理事業(yè)的不斷發(fā)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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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編輯時間：2013/9/2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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